达尔文的演化论之所以经常遭受一些质疑，是因为在部分反对者们看来，一种生物两次相邻的进化阶段之间，“理应”存在某种过渡物种，但生物考古学者却鲜能找到类似生物的化石。

  而在通讯科技发展史中，就不存在这样的“漏洞”。在语音通讯技术从有线进化到无线的过程中，寻呼机填补了上述“缺失的一环”，在30年前风靡全国的时候，它也被称为BP机、CALL机、呼机。

  传呼机的体积，最大不超过一个烟盒。它们通过响铃和震动，提示主人此刻正在被世界某个角落的人所需要，还能通过屏幕呈现数字符号和文字简讯。

  传呼机的使用方法大同小异：要联系某人，先拨打其传呼机所在的服务台，然后通过人工服务发出信号，或者在电话机键盘上手动输入对应的呼机号。对方在收到呼叫之后，能够最终靠显示屏查找到刚才呼叫自己的手机号，然后找座机回拨给对方。

  但几乎没人会将BP机评价为一个“伟大的发明”，正相反，如今的中文互联网环境中，BP机早已经化作了一个梗，用于表达“抱残守缺”“误石为宝”等等语境，就连不少亲历者，也将其当作一个在短暂辉煌后，被迅速扫入历史垃圾堆的笑线年的报纸新闻，如今已然是地狱笑话……

  然而，互联网的普及，是21世纪之后的事情，它所记载的这些关于寻呼机的“事实”，乃至我们的记忆，真的没有一点偏差吗？

  寻呼机的诞生，的确是一个充满“无间道”色彩的故事，它的概念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。1908年，随着采用标准化生产的基本工艺的福特T型轿车的下线，底特律迅速成为了美国，乃至世界的汽车制造中心。大量人口的涌入，城市的无序扩张，也催生了犯罪活动的泛滥。

  为了有效调配警力，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，底特律警署就通过某个不对公众开放的中波试验频道，向全市分局播发行动指令。

  然而，“高科技”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降维打击并未发生。恰恰相反，全市的犯罪活动更加猖獗。很多团伙经常能够在警察抵达前的一分钟逃之夭夭，留下冒着热气的咖啡杯和写满挑衅话语的字条。

  各中原因并不复杂：由于没任何的加密手段，犯罪分子只要对民用收音机稍加改造，就能监听警方部署的一举一动。警用电台，就这样沦为了各大黑帮团伙共用的卧底。

  为此，底特律巡警肯尼斯 考克斯（Kenneth Cox）和电气专业学生罗伯特 巴茨（Robert L. Batts）一道，打造了世界上首套警用单向通讯系统。位于东郊贝尔岛上的发射台，既能够最终靠公共频道下达最新指令，也能通过私人频道，联系处于巡逻状态的特定机动单位。接收机的体积也缩小了很多，可以摆放在警员家的卧室和警车的后座上。

  为了避免通讯干扰和泄密，这套系统可以通过一定长短组合的“beep”声来表达特定指令。接受者通过定期更换的密码本，就能知晓命令内容。比方说要通知处于休假状态的警员立刻返回，局长大人无需一个个拨打电话，只需要发送连续十秒的一组蜂鸣音广播即可。

  然而，这种寻呼机的雏形，并没有掀起太大风浪。除了无法个人携带以外，另一个重要的因素，就是潜在的干扰问题，所以始终没有正真获得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批准，未能在全美范围内得到推广。

  整个二战期间，电气科技经历了巨大的发展。1949年，美国无线通讯之父艾尔 格罗斯（Al Gross）为纽约犹太圣母医院，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套个人传呼系统，它由总台以及分发给医生的手持机组成。

  在需要给特定人员发送指令时，接线员接通对应频道，“大哥大”大小的终端机就会自动发出提示音。按住确认按钮之后，还能收听一段语音留言。

  虽然这套系统的使用场景存在比较大的局限性，技术上也没脱离“单向广播”的范畴，但在易用性和人机工学设计上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，为寻呼机未来走向大众消费市场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  50年代末期，贝尔和摩托罗拉两家通讯巨头，不约而同开始研发第一代民用型寻呼机。1963年1月，前者的“贝尔小子”（Bellboy，寓意酒店门童）寻呼机率先推向市场——它的工作原理，已经跟现代寻呼业务非常接近：每台终端机都有唯一的地址码，只有在接收到属于自己的数字信号时，才会发出提示音。只是由于没显示屏，想获取呼叫人的信息，被呼叫方依然需要打总台电话才能获取。

  1964年，摩托罗拉公司推出的Pageboy，在接收信息的可读性上更进一步。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提示音，让用户根据贴在机壳背面的图文说明，知晓具体的呼叫事项，比如是给公司，还是给家里回电话，从而进一步减少了打总台电话这个“中间环节”的出现。

  1975年的Pageboy二代，是一部“双模”寻呼机，它集成了摩托罗拉引以为傲的对讲机技术。用户不但能够在电子提示音之后，收听经过模拟信号传输的简短语音，而且还能按下正面的“PTT”（Press to Talk）按钮，直接进行语音回复，俨然已经是一台实现异步通话的“手机”。

  在60、70年代，Pageboy不仅成为了传呼机的象征和代表，摩托罗拉也垄断了这一业务领域。然而，相关市场的热度一直不高。这一阶段的全球寻呼机用户总量，从未突破320万的规模，且用户局限于医疗、军警、商业、金融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。

  GTA系列主角维克多，在1984年的自由城中使用的山寨M记寻呼机，有了它，任务接受和资产管理的确便利许多

  这一时期，新兴行业蒸蒸日上，全球化步伐开始加速。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，人们急需一种能随时打破物理距离限制的社交手段。

  另一方面，大规模集成电路，尤其是液晶技术的出现，使得寻呼机的便携型和信息的可读性进一步提升，成为了现代人连接彼此不可或缺的数字伴侣。

  早期使用七段数码管的显示屏无法呈现所有字母，所以美国用户们用数字创造出了一套“黑话”

  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，我们错过了寻呼机的早期发展，但随着国门的打开，国人对先进通讯技术的消费需求得到彻底释放，寻呼机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并不算长的生命周期中，依然绽放出了无限的光彩。

  早在1983年，上海就出现了中国大陆地区第一家寻呼台，为第五届全运会服务，其用户数量仅有50人，均为大会筹办的核心工作人员。一年后，广州市邮电局在150MHz频段开通了我国第一个数字寻呼系统。正如寻呼机在欧美市场早起的境遇，整个80年代，该项业务在大陆地区长期处在不温不火的状态。除了纪律部队和高级公务员以外，很少人见过它们的样子。

  到了90年代初，“BP”声却又几乎在一夜之间，响遍了大江南北和大街小巷。

  随着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，中国市场经济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代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，电讯慢慢的变成为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刚性需求。

  当时的中国大地，虽然有线家庭电话和第一代“大哥大”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，但前者需要缴纳相当于当地月收入十至二十倍不等的所谓初装费，且还经常要面临无限期的排队；至于后者，天文数字般的售价和入网费，堪称抢钱的双向收费政策，以及“感人”的通话质量，都是其更适合扮演生意场上象征主人实力的权杖，以及最后的筹码。

  于是大家一琢磨——“寻呼机+电话亭”，才是当时性价比最高的准即时通讯解决方案。

  所以弗洛姆说的没错——“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经济行为决定”。传呼机在中国一线城市远超欧美的销量和普及率，就是这样产生的。

  当时国内的通讯消费领域，除了摩托罗拉、飞利浦等等积极推广对华业务的国际巨鳄以外，还有大量的水货和洋垃圾涌入证券交易市场，后者进一步压低了各家主力行货机型的售价。

  1991年，山东浪潮公司推出了寻呼机中文显示解决方案——“传呼通信用汉字信息表示及其编码字符集”，从而首次实现了对国际大品牌的逆向技术输出，并且催生出了一大批大屏汉显机型，也让过去普遍售价在千元以上的数字单显机一夜白菜价。

  1993年5月，日后研发“手机中的战斗机”的波导公司，推出了中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文寻呼机（上图），凭借极高的性价比，当年的销售额即突破百万台，让欧美电讯巨头第一次见证了中国力量，也因此在新品的定价策略上，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  到了1998年，全国寻呼机用户达到6546万，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。为了争夺这个庞大的市场，国际大牌们在产品形象和情感诉求的本土化方面，可谓是费尽心思。

  以电视广告为例，相对欧美同类型产品的功能性诉求，当时在国内电视银幕上播放的寻呼机广告，均不约而同地突出时尚、高端的气质，辅以更能触动国人的爱情、事业、家庭等等生活化情景，从而将寻呼机从一种单纯的通讯工具，塑造成一种流行化的符号。

  这些成功的营销，甚至一度改变了国人日常的打扮。当时无论男女，均习惯性的将衣角系到裤子里面，好露出别在腰带上的“火凤凰”和“大汉显”。

  就连小学生，也流行下图这种形似BP机的电子表，有事没事就学着大人的样子，从裤腰带上摘下来瞅两眼。

  再看服务端，在整个90年代电信业务高度垄断的背景下，寻呼业却成为了一方世外桃源。地方国资，乃至非公有制企业都能自由进入这一领域。宽松的行业准入政策，以及用户量的指数级增长，使得各家寻呼台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。

  为了争夺用户，在资费和服务的品质上也陷入了长期内卷：由于中国电话用户没用Voice Mail的习惯，再加上93年之后汉显机的普及，几乎每条留言信息，都需要经过人工输入，才能准确传送给接收方。一个中型规模的寻呼台，常常需要近两千名接线员，才能以倒班方式勉强运转。

  另一方面，由于工作体面、专业性强、收入高，再加上甜美声线所赋予的无限幻想度……寻呼小姐在当时的职业魅力，简直同空姐不相上下。

  除了通信业务以外，寻呼行业本身创造出的社会价值，同样值得肯定。诸如《寻呼小姐让轻生者重燃生活希望》《xx寻呼台帮助失恋青年找回爱情》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新闻，在当年也不时见诸报端。

  在模拟网手机，尤其是2G手机出现后，为生存，寻呼台又增加了免费新闻、天气信息推送，甚至开办了实时股票信息业务。这些举措，也进一步延长了寻呼机的生命。

  一般认为，手机是BP机的终结者。但在对寻呼机有着特殊情结的中国大陆市场，后者的生命力远远比想象中要顽强。

  1999年，仅刚刚成立不到五年的中国联通一家，依然拥有高达4500万的寻呼用户，市场占比超过60%。由于当时移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，能够显示文字信息的寻呼机，作为不能发短信的模拟网“大哥大”的补充，同后者依然并存了相当长的时间。

  直到2002年元旦，中国大陆地区中止电信模拟信号，深耕大中华区长达十年的摩托罗拉随即宣布停止销售寻呼机，此后中国的寻呼用户才出现断崖式下跌。同年年底，国内呼机只剩2500万用户。

  2007年3月，中国联通宣布除了少数偏远地区以外，全面终止寻呼业务。至此，一段辉煌的历史，和一个划时代的发明，终于落下了帷幕。

  比如在杰拉德•巴特勒主演的“陷落三部曲”中，寻呼机是国家权力中枢数次遭遇“斩首”，指挥、通讯系统崩溃之后传递关键信息的唯一依靠。

  寻呼机使用的窄带高频点状信号，具有穿透力强，传播距离长的优势。仅1kw的发射功率，足以覆盖半径40公里的范围。且由于相关民用设备早已清网，因而具备天然的保密优势。

  都说艺术高于生活，源于生活，即便在移动网络跨入5G时代的今天，寻呼机依然在现实世界的某些特种行业和专业领域，绽放着顽强的生命力。

  就像寻呼机在上世纪50年代刚刚诞生时的“主场”——在北美地区的医院，如今的它们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信息工具。尤其是在急诊抢救这一应用场景之下，它们的作用更是无可替代。

  遇到紧急状况，上级只一定要通过内部台对某位，或者特定群体的医护人员发送呼叫，然后挂断电话就能投身和死神的赛跑中去，不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占线、重拨和指令重复上。

  就技术而言，寻呼机结构相对比较简单，一节五号/七号电池就能维持半个月左右的待机时间。总台发射的大功率单向信号，又不容易被医院内各种复杂的电子设备所干扰，还能轻易突破辐射屏蔽墙，做到信号传递的不留死角。

  尤其是在国内目前的医患关系之下，大夫低头查看寻呼机上的重要信息，再有想象力的医闹分子，也不会因此投诉有人上班玩手机……

  寻呼机完全不依赖WIFI、蜂窝数据基站等等覆盖范围严重受限的信号源，完全独立工作的特性，同智能手机进行了严格的物理分割。

  就是寻呼机技术的变体——它依然属于衣食住行的一部分相对电话铃声、短信、社交软件信息推送提示音等等因为过于频繁，而易引起延误的人机交互方式，寻呼机专机专用，随时处于待命状态。

  “字越少，事越大”的本质属性，又使得接收者能够将其放在最高优先级，从而时刻保持对指令的完全响应状态。在灾害应对、铁路维护、核电维护等等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，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，寻呼机永远都是应急响应的定海神针。

  所以在朋友聚会席间，当你听到久违的连续“BP”声音，看到脸色突然大变的某人，从腰间摘下这件久违的“电子文物”，深情凝重的阅读，然后转身离去，深藏功与名……不用怀疑，他一定肩负着英雄般的使命，奔向危机的最前沿！

  这件曾经售价高昂，功能单一的电子科技类产品，从青年人趋之若鹜的时尚生活入场卷，到历史尘埃中的碎片，在中华大地上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。

  即便是属于寻呼机的这段黄金时期的亲历者，如今重拾这段记忆，多多少少产生一些不堪回首的羞耻感。毕竟如今的自己，再也不会把刚买的通讯设备，作为赋予自己某种光环的工具。甚至怀疑起当初的自己，为何会要用数倍于月收入的钱，去买这样一件使用方式宛如“脱裤子放屁”的囧物，也因此成为了无数围绕其的互联网笑话的主角。然而，没有一件科技发明，能确定自己一定能摆脱类似的命运轨迹。

  寻呼机的存在，成为了通信传播从有线到无线方式，从模拟到数字时代过渡的关键齿轮。

  它的到来，让国人第一次认识到到无线通信的美好，在培养使用习惯的时候，也对美好的未来生活展开了无尽畅想。

  也正因为如此，围绕寻呼机的那些参杂着虚荣与窘迫的酸甜苦辣记忆，才弥足珍贵。